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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写到：「我要是说肉丸子，她就不懂，因为他们这儿叫‘小肉团’；她有时说‘硬花甘蓝’，我想无论是谁也想不到她说的是花椰菜；要是我说‘煎马铃薯’，她就不住嘴：‘啥！啥！’……非要我改口说‘炸马铃薯’不可，因为他们这儿就是这样叫，‘啥’是什么意思。这已经是第二个人了。第一个名字叫卡蒂，已经被我打发走，因为这个人很粗鲁，至少我觉得如此。我现在慢慢地看出来，可能是我弄错了，因为这儿的人对人说话的态度，究竟是客气还是粗鲁，很难判断。现在这个人叫芭贝塔（这里人叫芭贝特），外貌很讨人喜欢，有着一些南方人的特征，黑头发、黑眼睛，牙齿也很让人羡慕。这种长像的人在慕尼黑是非常多的，她人也听话，已经学会了按照我的指点做几样我们的家乡菜了。譬如说，昨天她就做了一样加葡萄干的酸模菜。可是这盘菜却给我惹来一场麻烦，佩尔曼内德因为这盘菜跟我大发脾气，虽然他已经用叉子把葡萄干都挑出来了，整个下午不跟我说话，只是一个人唠叨着；我可以告诉您，母亲，生活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啊！」

可惜的是，使冬妮生活痛苦不堪的并不是「小肉团」和酸模菜……蜜月还没有过完她就受到一次打击，遇到一件没有料到的、突如其来的、简直叫人无法理解的事，这件事几乎把她生活的乐趣一扫而光，而且她再也不能恢复欢乐的情绪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佩尔曼内德夫妇已经在慕尼黑定居了几个星期以后，布登勃鲁克才把他妹妹根据父亲遗嘱应得的陪嫁费——五万一千马克，从资金里抽出来。这笔款项折成金币，平安地到了佩尔曼内德先生的手中。佩尔曼内德先生把它存放到一个安全的能孳生利息的地方。但是在这件事办完了以后，他竟若无其事地、厚着脸皮对他的妻子说：「冬内尔」——他叫她作冬内尔——「冬内尔，我知足了。再多我们也用不着了。过去我已经卖够了命，从今以后我要歇歇手，过个安静日子了，老天爷。咱们把下边两层房子租出去，剩下的房子还可以住得挺舒服，吃上顿猪肉，咱们用不上讲究排场……晚上我可以到皇家酿酒厂去喝两杯。我不想挥金如土，不想死命抓钱，我就想享受一点安乐。从明天起我就把一切事情结清，专靠利息过日子了！」

「佩尔曼内德！」她大声喊道，这是她第一次用叫格仑利希名字时那种奇怪的喉音叫佩尔曼内德。可是这位却只问答说：「去你的，别多嘴！」於是两人争吵起来，虽然才新婚燕尔，这场口角却这么严重，这么激烈，一个家庭的幸福就这样被它永远断送了……他是这场口角的胜利者。她激烈的反对在他追求安乐的慾望前粉碎了，结果佩尔曼内德先生还是把他投在忽布业中的资本提了出来，而诺普先生也就把他名片上的股份公司用蓝笔涂去……冬妮的丈夫每天晚上要到皇家酒店去，在一张固定的桌子上喝三升啤酒，跟几位朋友玩纸牌，现在他也和这些朋友中大多数人一样，只把自己的活动限於以房东的资格涨房租和安分守己地剪息票工作中了。这件事佩尔曼内德太太在给老参议夫人的信中简单地提了一下，但是从给她哥哥的信里，人们却很清楚地看出她的痛苦……可怜的冬妮！她最提心吊胆的事也远远不如这件事这么严重啊！事前她虽然看到，佩尔曼内德先生一点也没有她的第一个丈夫表现出来的那种活动力，但是她仍然对他抱着希望，而且在订婚的前夕，她还对永格曼小姐谈论过她的这种希望。佩尔曼内德竟会这样完全辜负了她的期待，这样一点也不看重和布登勃鲁克家姑娘缔婚所承担的责任，这是出乎她的意料之外的……

她不得不克制着自己，而且从她的来信中，家中人也看到她如何在命运前低下了头。她相当单调地跟她的丈夫，跟伊瑞卡过日子，伊瑞卡每天上学，她主持家务，跟楼下的几家房客客气地来往着，此外就是圣玛利广场的尼德包尔家了。有时候她也到宫廷剧院去看戏，陪她去的是她的女友伊娃，因为佩尔曼内德先生不喜欢这种消遣。佩尔曼内德先生虽然在他那可爱的慕尼黑住了四十多年，却从来不知道绘画陈列馆的内部是什么样子。

日子一天又一天地过去……自从佩尔曼内德先生拿到陪嫁费退休那一天起，冬妮对於这次新生活也无法感到真正的乐趣了。她不再有任何希望。她永远也不能报告家人一件成功，一件事业上的新进展。直到她生命终了的那一天，生活都不会有什么变化了，每天都将和现在一模一样，虽然没有愁虑，然而却处处受限制，毫无「高贵」的事情。她的心中像压着一个重担。从她的来信很清楚地可以看出来，正是因为这种低沉的情绪使她不能习惯於南部德国的环境。细微的小事自然没有什么。譬如说，她已经学会了跟使女、跟送货的人交谈，学会了用小肉团代替肉丸子，当她丈夫把果子汤叫做洗锅水以后，她也不再给她的丈夫做果子汤了。但是从大处看，她在这个新地方一直是个外人，这儿招待一位布登勃鲁克家的姑娘竟丝毫也没有与众不同的地方，这对她说来是一个无时或已的屈辱。有时她在信里写，一个泥水匠一手端着一杯啤酒另一只手倒拿着一个红萝卜，怎样在街上招呼她说：「几点钟了，邻居太太？」虽然她写这件事用的是诙谐的语气，可是却可以看出她深切的愤懑，而且我们也可以想像的到她当时的样子，怎样把头一扬，不但不回答人家的问话，而且连看对方也不屑於看一眼……但是使她感到陌生、感到受人冷淡的倒也不单单由於别人这种不重礼貌、不拘形式。问题是，她并没有深入到慕尼黑的生活与活动里去，却已经被慕尼黑的空气包围着；这是一个住满了终日无所事事的艺术家和市民们的大城市的空气，一种略带着些道德败坏的空气，而她的心情却常常不允许她以幽默的态度把这种空气吸进去。

日子一天又一天过去……最后终於展露了一线幸福的曙光，而且这正是布来登街和孟街的人求之不得的幸福，这就是：1859年过了没有多久，冬妮第二次要做母亲的希望已经成为确定不移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