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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开春议院颁发了对胡果·威恩申克的赦令，於是这位过去的经理在徒刑期满前半年恢复了自由。

如果佩尔曼内德太太肯讲实话，她就会承认这并不是一件如何使她欢欣鼓舞的事，她倒宁愿一切都照老样子继续下去。她带着自己女儿和外孙女安安静静地住在菩提树广场，平常来往的除了渔夫巷外就只有她幼年求学时代的朋友，母姓封·席令的阿姆嘉德·封·梅布姆了。她的这位女友自从丈夫去世以后便也移居到城里来。她早已认识到，出了故乡的城门，没有什么适合她居住又不辱没她身份的地方，加上她在慕尼黑一段生活的回忆，她日益恶习化的消化不良症，她日益需求安宁的生活，虽说祖国已经统一了，她却一点也不想在晚年的日子仍然迁到别的什么大城市运去，更不必说移居国外了。

「亲爱的孩子，」佩尔曼内德太太对她的女儿说，「我必须问你点事，问你点要紧的事！……你是不是从心坎里爱你的丈夫？他现在在这个地方是待不下去了，你爱他是不是爱到这个地步，以致他无论到什么地方去，你都愿意带着孩子跟着他？」

伊瑞卡·威恩申克淌着眼泪——她流眼泪的原因怎样解释都可以——回答了母亲的话。正像多少年前冬妮在汉堡的别墅里也曾在同样的情形下回答过他父亲的问话那样，伊瑞卡的回答也是从自己的天职出发的。从这件事以后，人们都知道不久这对夫妻就将劳燕分飞了……

佩尔曼内德太太坐着一辆门窗关得紧紧的马车从监狱里把她的女婿接回来的那天，正像威恩申克经理被捕那天一样可怕。她把他接到菩提树广场自己的住宅里，他手足无措地和自己的妻子行过见面礼以后，就躲在给他预备的一间屋子里，从早到晚只是吸雪茄，不敢到街上去，甚至吃饭大部分也不和家人在一起，——他已经成了一个垂头丧气、斑白头发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