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红衣主教大人

可怜的格兰古瓦！就是圣约翰节所有双响大爆竹一齐点爆，就是二十张连弓弩一齐发射，就是比利炮台那赫赫威名的蛇纹炮轰击（例如巴黎围困时期，1465年9月29日星期日那天，一炮就轰死七名勃艮第人），就是圣殿城门那里库存的弹药全部爆炸，也不如在此庄严而壮丽的时刻，门官说出「红衣主教大人驾到」这几个字更具威力，更加震破他的耳膜。

这倒不是因为彼埃尔·格兰古瓦多么畏惧或者藐视红衣主教大人，他既不那么懦弱，也不那么傲慢。拿今天的话来说，他「真像遭电击」一般。格兰古瓦这种人品格高尚而坚毅，谦让而文静，始终善於守中，不偏不倚（原文为拉丁文。），富有理性和明哲，同时也恪守四德（四德为正义、谨慎、节制和魄力。）。这类哲人的珍贵种类从未断绝，似乎多亏了赛似阿里阿德涅（阿里阿德涅：希腊神话传说中克里特王弥诺斯的女儿，她用线团帮助雅典英雄忒修斯走出迷宫。）的智慧，也给了他们一个线团，让他们从开天辟地以来，就牵着这条线穿越人事代谢的迷宫。各个时代都能看到他们，而且始终如一，也就是说适应所有时代。且不说我们的彼埃尔·格兰古瓦，如果我们能还给他应得的那份荣誉，他就堪称这类哲人在十五世纪的代表。就拿杜·勃勒伊神父来说，他在十六世纪，写出流传千古的率真卓绝的话来，肯定是受到他们精神的激励：「就民族而言我是巴黎人，就言论而言我是自由人（原文这个词是拉丁字母拼写的希腊文，意为「自由派」。），因为这个词在希腊语中是言论自由的意思：甚至对孔德亲王（孔德亲王：历来是法国国王大弟弟的封号。）殿下的叔父和胞弟那两位红衣主教大人，我也要运用这种言论自由，尽管我尊重他们高贵的身份，同样也不冒犯他们众多随从的任何人。」

可见，彼埃尔·格兰古瓦不愉快的感觉，既不是仇恨红衣主教，也不是藐视他大人的驾临。恰恰相反，我们这位诗人深谙人情世故，身上的衣衫也破旧不堪，不会不渴望序幕中的丰富寓意，尤其是对法兰西雄狮之子的颂扬，上达红衣主教大人。其实，诗人天性崇高，私利并不占主导作用。假设诗人的实体以十等分表示，那么就如拉伯雷所说，化学家经过分析和剂量测定，肯定会发现私利仅占一成，自尊心倒占九成。然而，就在门官开门让进红衣主教的时候，格兰古瓦那九分自尊心，在观众赞赏之风的吹拂下，已经虚浮膨胀，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大开来，而我们刚刚从诗人结构中辨识出来的那种难以觉察的微量私利，彷佛承受不了极度的挤压，完全消失了；尽管私利这一宝贵的成分，是把诗人系於现实和人类的压载物，舍此，他们就要双脚离地，飘然飞升了。的确，序幕的婚礼赞歌，每一部分都出现大段大段的颂诗，全体观众，都是贫贱小民又有什么关系，他们倾耳细听，一个个目瞪口呆，彷佛心醉神迷，这种情景，格兰古瓦亲身感受，亲眼看见，可以说触摸到了，因此我敢断定他心里喜滋滋的，也同大家一起激赏陶醉。当年拉封丹（让·德·拉封丹（1621-1695）：法国寓言诗人，他的代表作《寓言诗》共329首。早年首写剧本曾获罪朝廷。）观看自己的喜剧《佛罗伦萨人》演出，曾经问道：「这种蹩脚的东西，是哪个笨蛋创作的呀？」格兰古瓦则相反，他会问左右的观众：「这部杰作，是出自谁的手笔啊？」可想而知，现在红衣主教突然闯进来，大煞风景，会给他造成什么效果。

他最为担心的情况果然发生了。红衣主教大人一进场，整个大堂就骚动起来，所有脑袋都转向看台，所有嘴巴都不断重复：「红衣主教！红衣主教！」震耳欲聋，倒楣的序幕再次戛然中断。

红衣主教在看台门口停留片刻，他目光颇为冷漠，扫视全场，於是全场沸腾起来。人人争相从两边人的肩膀中探出头来，要把他看个清楚。

他的确是个大人物，瞧他比得上看任何喜剧。此公，查理，波旁的红衣主教，里昂大主教兼伯爵，高卢的首席主教，他既同路易十一是姻亲——因其胞弟彼埃尔，博热的领主，娶了长公主，又同莽夫查理（莽夫查理（1433-1477）：最后一个勃艮第公爵。）有姻亲关系，因其母亲正是安妮丝·德·勃艮第郡主。不过，这位高卢首席主教性格的突出而鲜明的特点，正在於他恪守为臣之道，忠心依附於权势。可以想见，这双重姻亲关系给他制造了重重困难，随处布下各种各样的暗礁险滩，他在路易十一世和查理之间周旋，犹如他的灵魂之舟行驶在卡里布迪斯礁和希拉礁（卡里布迪斯礁和希拉礁：义大利墨西拿海峡的两处险礁。在希腊神话中（译为卡律布狄斯和斯库拉），是两个在那里兴风作浪的妖怪。）之间，左防右躲，才不至於像内穆尔公爵和圣波耳（内穆尔公爵（1437-1477）：因居功反对路易十一而被处死。雅克·圣波耳（1417-1462）：路易十一的陆军统帅，军功卓绝，后以叛乱罪被处死。）统帅那样，撞得粉身碎骨。谢天谢地，他历经千难万险，总算幸免於难，安全抵达罗马。然而，也许正因为抵港了，回顾以往的艰辛与种种险恶，才不免心有余悸。因此，他有一句口头语，1476年「既黑又白！」言下之意，那一年他丧母：波旁公爵夫人，也失去了表兄勃艮第大公（即最后的勃艮第公爵莽夫查理，应为1477年。），一悲一喜，也算有所安慰。

话又说回来，他还算是个厚道人，身为红衣主教，过着快活日子：畅饮夏月皇家葡萄园的佳酿，情愿在酒中取乐，也不仇视加穆瓦斯的女人丽莎德、萨雅德的女人托玛丝之流的骚娘儿们，见到漂亮姑娘比见到老妪们，施舍起来也大方得多。凡此种种，他在巴黎老百姓的心目中，还有相当的人望。他无论走到哪里，只有少数随从：主教和神父，一个个都是风流倜傥的世家子弟，纵情声色饮馔的雅士。圣日尔曼——欧塞尔王家教堂的忠厚信女们，晚上从灯火辉煌的波旁府窗下经过时，不止一次大为惊骇，她们分明听见白天还给她们唱圣诗的那些嗓音，又在碰杯声中大唱教皇伯努瓦十二世的酒神颂歌，我们知道，这位教皇在冠冕上又加了第三重冠：像教皇那样畅饮吧（原文为拉丁文。教皇戴的原本就是三重冕，表明教权高於世俗的王权和皇权，直到1962年才换成现在式样的教皇冠。）。

这种民望绝非浪得虚名，正因为如此，他进场时，才没有受到观众的嘘哄，尽管他们刚才还十分不满，而且在要选举丑大王——另一位教皇的日子，他们也无意尊重什么红衣主教。好在巴黎人不大记恨，何况他们已经一逞威风，迫使演出开始了，善良的市民灭了红衣主教的威风，有此胜利也就心满意足了。再说，波旁红衣主教先生一表人材，又穿着一件艳美的大红袍，显得气度不凡，博得全体妇女的青睐，也就是说得到大半观众的拥戴。一位红衣主教，模样儿又俊美，大红袍穿得又神气，只因耽误大家看戏了，就要嘘他，毫无疑问，这既有失公道，也显得缺乏教养。